我與上海的緣
今年暑假我離開了台北，偕上海太太回滬長住，到復旦大學訪學一年。
我與上海的緣，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時代。
爸爸在故鄉虎尾教了 20 多年的小學，有個相交甚篤的同事好友徐老師。徐老師是上海人，1949 年來台教書之前曾在上海踢過足球，因此他也在學校裡擔任教練，成為我的足球啟蒙。徐老師身材中等，體格健壯，認真中不失風趣，講著一口字字分明的上海國語。他指導我們足球的基本動作，總能把枯燥單調的反復練習化成笑聲不斷的遊戲，收服了我們這群野孩子的心。
徐老師常上我們家串門子，跟爸爸天南地北，無所不聊。他遠離大上海，落腳台灣小城鎮，心情的轉折，我年紀尚輕不得而知，不過後來有一回卻洩了底。
1970 年代末的某一天，台灣的電視新聞透過外電，深入報導了上海的現況，印象中除了外灘、黃浦江、外白渡橋這些地標之外，就是一些街景交通和市井生活。影片中有人在弄堂門口刷牙洗漱，有人把臉盆的水往屋外潑，畫面呈現的是個悠然閒適的上海早晨。想不到播出後不久，徐老師就騎著摩托車匆匆來訪，迫不及待地告訴爸爸說，電視裡那些在弄堂洗漱潑水的人，就是他失散 30 年的家人。他講著講著就開始嗚咽流淚，原本風趣開朗的他，一下子全變了一個人。
當時我大概是國一左右的年紀，看到這幅景象深覺震撼。兩岸分離的苦我未曾經受，那一刻卻在上海人徐老師身上，以這樣的形式在我面前上演，令人鼻酸。
我一直以為徐老師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個上海人。多年之後我才從阿嬤那裡得知，她弟弟在抗戰之前獨自到上海打拼，認識了個上海小姐結了婚，後來一起回虎尾小鎮定居。阿嬤說我這位上海舅婆學了閩南語，雖然不甚標準，卻也能跟他們閒話家常，不過講話總是哇啦哇啦的。我有個上海舅婆，而我卻毫無所悉，連一點印象也都沒有，不曉得她是否也跟徐老師一樣，思鄉慕親，暗自垂淚？
後來搬到台北，念台大外文系，兼了個家教，學生是青春期的三姐妹。爸爸金先生是上海人，1949 年之前家族在上海做紡織，紡織廠遷到台灣後不久便子承父業。這位金先生身形消瘦，背影微駝，難得見上一回，總是木訥寡言，在疲態中行色匆匆。
及至我台大畢業，服完兵役，赴美留學，才又在異國跟上海人有了接觸。這回的上海人是新一輩的上海人，都是我在美國大學兼任中文助教的同事，初次見面，格外新鮮。一個姓姚，復旦歷史系畢業，研究中國婦女史，身材嬌小，講話慢條斯理，字斟句酌，是個沉穩有思想的學者型人物。另一個姓沈，華東師大畢業，想考美國駕照，我熱心教她開車，卻在一次停車時她誤踩油門，路樁卡進車底，導致油管破裂，最後車子報廢。兩個新上海人，樸素低調，誠懇實在，徐老師的上海國語，也在她們倆身上依稀可辨。
在美國攻讀博士時，正值台灣開放赴大陸探親旅遊不久。我對神州有著因歷史文學而編織起來的嚮往，於是便趁暑假計畫了一趟大陸行。有人說，百年中國看上海，千年中國看北京，三千年中國看西安。我順著這條思路，本想這三個城市都逐一造訪，但行程僅短短半個月，如既要深度又要廣度，勢必落得顧此失彼，只好忍痛放棄最資淺的上海。
我的第一次大陸行與上海失之交臂，三年後我跟團冬遊江南，終於如願到了上海，在濕冷的寒風中走馬觀花。我以為我與上海的緣就這樣萍水相逢，到此結束，想不到多年之後，我居然跟我舅公一樣，也在上海覓得一個美嬌娘。人生的轉折，有誰說得清呢？
（曾泰元╱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、復旦大學外文學院訪問學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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